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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城,房价,3万了

2021-06-14 11:56栏目:房产

县城,在这个“拼”字崛起的时代,最常被解读为9块9包邮的下沉之地。
 
它一方面是商界急于攻略的城池,孕育着悄然生长的千万上市之梦,一方面是节奏缓慢的世外桃源,安放与衔接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过去和未来。
 
如今,等到漂泊的“异乡人”再次回到故土,曾经熟悉的土地上,混杂着欲望和方言的楼房,与就像无法治愈的癌细胞一样扩散的过万房价,一起拔地而起。
 
 
再细数,仅以中国房价行情网和安居客等平台数据统计来看,房价超过1万的县城,已经过百,有103个。它们之中,有的房价甚至轻松突破3万,飞越众多二线。
 
想要在这里把生活理顺,靠的不只是温情脉脉的乡土世交,更多的是冷冰冰的真金白银。
 
01
 
藏富没藏住
 
“100多平的大户型,花了约400万。”
 
今年过年回家,周奇听说朋友在老家,浙江省台州临海市,刚买了套新房。仔细算下来,每平方米的价格快到3万。
 
长期在外工作的周奇没有想到,老家的房价已经涨到了这么高。他告诉南风窗记者,朋友买的是高层,如果是别墅区,房价差不多4万。
 
 
台州临海市
临海某房产中介朱冰证实了周奇的说法。朱冰对南风窗记者表示,周奇说的别墅区楼盘,在临海当地比较火热,一开盘就基本卖光了,还有人一买就是好几套。
 
如今,临海房子均价已经到了1万6、7。还能找到1万以下的楼盘吗?朱冰说:“少了。”
 
人人都说,浙江藏富于民。改革开放之初,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,就是从浙江颁发。40年后,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风向标之一,浙江就算想低调,没料想县城房价率先暴露了浙江的富裕程度——想藏,还是藏不住。
 
从区域分布看,在103个房价突破万元每平的县城里,隶属浙江的县市有46个,几乎占了一半。哪怕是排名二、三的江苏、福建,也只有17个和14个县城的房价过万,与浙江相比,显然不是一个量级的。
 
实力,是支撑浙江县城房价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。
 
要衡量一个地方民富程度,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项重要指标。
 
数据显示,2020年,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元,放眼全国,仅次于上海。即使最靠后的浙西南两个地方,衢州与丽水,也分别以37935元和37744元,远超全国居民人均水平。
 
换句话说,浙江是唯一一个所有地级市收入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。
 
这并不新鲜。浙江本就是最早在全国实行省管县的省份,无论是劳动力要素,还是土地等制度创新,都走在全国前列。
 
在这里,经济发展中所需的各种成本、费用较低,县域经济、乡镇经济不仅发展较好,甚至都有自己的产业集群。
 
以至于在江浙两个省的经济强县中,有一种流行的说法:一整条街的小商铺都在生产一种灯泡,而隔壁的一条街都在生产与这种灯泡配套的灯罩。
 
也就是说,在浙江,做五金、造皮革等小型制造业的小企业主,以及攒了十几二十年积蓄的本地人,都在这里扎堆,也都成为了房企围猎的绝佳对象。
 
 
温州的五金店
起初,由于有自建房,比如五层十间房,他们几代人都住在自建房里。
 
现在,县城升级了,消费也升级了。他们亲眼看见了县城的商品房建起来,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高端楼盘,有较好的配套设施,还有优秀的物业服务,这不能不勾起他们改善住房的欲望。
 
令人诧异的是,朱冰在销售过程中发现,县城里的人,尤其是小企业主买房,不喜欢贷款。“他们手上有几百万,就尽可能多的拿出来直接买房了。”
02
 
钱不值钱
 
房子,是个连续剧,不能单集单集的看。否则,如果一上来就看到,在平常很难被人提到的某个县城里买了套房,有人掏出四五百万的现金,这样的剧情着实会吓人一跳的。
 
县城的房子,不仅仅让县里的小企业主、攒了半辈子钱的本地人在蠢蠢欲动,有的人明明已经上了车,也还在继续“卷”。
 
浙江嘉兴人陈先生,在沪做设计相关工作。去年底的一个设计项目,他赚了笔佣金。因“上海的房票用完了”,他决定回老家嘉兴投资一套房。
 
 
浙江嘉兴
选房期间,房产中介跟陈先生介绍某楼盘周边的规划,苦口婆心地拿昆山的花桥镇、苏州的工业园区做前景。
 
陈先生心存疑虑——昆山有经济底子做支撑又东邻上海嘉定区、苏州工业园区发展起来用了近30年,即使嘉兴靠近上海、有政策支持,但在陈先生眼里,“立刻爆发”也只能是中介的话术。
 
但最终,陈先生还是买了。
 
“欧美在发钱,货币像洪水,手里捏着的钱还是要必须花掉。”他对南风窗记者说。
 
怎么花?买房。
 
买房做投资,不仅是沪漂老乡聚会的热门话题,还是县城本地人的。
 
家住金华浦江县的张丹丹回忆说,约五年前,老家的亲戚朋友,去杭州买房的“不能说很多,但是确实是很普遍的”。
 
比如说,位于杭州市上城区西南部钱江新城那个位置的房子,“当时的房价约1万,” 张丹丹对南风窗记者说,“现在的话,已经到5、6万了。”
 
等到今天,车摇号、房摇号……杭州变为摇号之都后,张丹丹看到,浦江人把县上几个楼盘的售楼处塞得满满当当。
 
4月20日,浙江江山发布调控新政
 
房地产调控政策一出,一二线城市限贷限购还限售。但现实的情况是,政策能管得住市场,却管不住人性——那些要么没有房票、要么买不起的人,都在避险,都在担心钱不值钱,大家索性一股脑儿,奔向县城。
 
这样的情绪还在蔓延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海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。
 
如果有机会能去到号称“房价第一县”的陵水县,你会看到成片修建好的别墅与酒店,会听到混凝土正在搅拌的声音,会发现这里已经长满了全国最知名的开发商的项目。
 
凭借紧挨三亚的绝佳地理位置,陵水县的房价已经达到了3万。而这还只是均价。翻阅陵水县2021年商品房价格备案公示发现,绿城在陵水清水湾开发的某别墅区,备案价就逼近10万一平米,为98795.46元/平米。
 
值得注意的是,根据海南省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,陵水县常住人口只有37.25万人。相比之下,拥有1200万人口的武汉,其今年第一季度房价均价不到2万,1000万人的长沙第一季度房价均价则刚刚超过1万。
 
因为海南省全域实施限购政策,且陵水已经连续多年未新增住宅供地,海南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王智曾对媒体谈到,陵水的存量房产已成“绝版”,“房价也一直参考三亚,居于高位”。
 
有人开玩笑称,三亚得道,陵水升天。事实确实如此,自贸港之后,如今在人们眼里,看到“海南”两个字,就感觉开启财富大门的密码。
 
03
 
接盘侠来了没
 
房产投资,还在中产里继续。眼看房价越擂越高,有人便跳出来说:你看吧,县城的房子真的凉不了。
 
但如果问问像陈先生这样的人,“投资老家的房子是自己住吗”,答案却往往是否定的。
 
陈先生说,只听说嘉兴往上海杭州跑的,没听说上海杭州跑来的,他希望他的孩子未来也留在上海,而不是回到老家。“等到下次价格合适”,他就卖掉老家的房子。
 
陈先生的话很残酷,但却是当下楼市的一个截面。说得直白一点,高房价的县城房子,它们无非是在等待着那些刚需接盘侠。
 
然而,陈先生们就真的确定不是自己人互相倒腾?真的确定有外来的新增购买力?
 
有购房常识的人都知道,所谓人气决定财气,看人口流动以及当地产业的发展情况,便可以预测未来房价的走势。
 
对于这些房价过万的县城来说,它们经济发达,部分县城远远超过二线城市,吸引人口的能力也比较强。人口一旦流入过快,房价上涨、房子接盘,是理想中的必然。
 
但过快,是多快?仅看浙江一地,七普数据表明,外来人口多,这里的劳动力比重多于全国,但同时,省籍常住人口的少子化和老龄化也大大的高于全国平均。从某种角度而言,很难笃定地说,就一定有人来接盘。
 
事实上,许多人已经做了各种统计,想要证明某些县城的二手房有难以出手的风险。朱冰的话更直接:“到处是新楼盘,同样价位的二手房在一手房里也能找到。”
 
其实,即便是在县城投资房产的中产,他们心里也知道,如果下一代不能进入体制内,只能离开老家县城;心里也知道,现在的农村,基本没有多少青壮年,县城接盘侠只会越来越少。
 
他们只是拥有不允许暴跌的信念,他们只是相信自己永远不是最后一个。
 
而除了103个房价夺目的县城,那些没能上榜的县城,每年人口净流出,新楼盘周边也没有崛起的产业,它们的房价很呈现出普遍上涨的趋势。试问,它们又如何支持当地的房地产市场?
 
换个角度想,如今,楼市调控,一二线城市挤压了地产开发商的空间。那些要业绩、要利润的开发商,怎么办?是不是就去楼市更为宽松的县城?
 
即使不通过人口的变化预测房价,仅仅是回头看看厦门的过去就可以了。那个曾经火得灼人的厦门,那个年轻时谁人不想去的厦门,现在只留在文青的记忆里而已。
 
以厦门为代表的城市,它们的故事与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的观点大相径庭——将房价放在一个合理的区间,这样才能吸引到年轻人,保持城市长久发展的活力。
 
但房子这个东西,就是那么神奇,机遇与风险混杂。它能给予多少安全感,就能遮蔽多少现实的真相。只有那些独自一人来东部沿海小县城打工的年轻人,他们没选择权。
 
如果买不起房子,就娶不上妻,他们只能靠随机应变来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 
采访中,一位在浙江义乌打工的90后,他已经对均价约2.5万的义乌房子不抱希望,“我们家没存款,就一套(房),不能让爸妈卖了房子给我买吧”。
 
“卖了,我爸妈住哪儿?”他反问。